一部家庭剧，也是千千万万家庭的真是写照。我母亲是68年的，出身在农村，那个年代都有很多兄弟姐妹。我妈有一个大哥，一个二姐和一个妹妹。我外婆去世的早，在我几个月大就走了，然后就剩下了我外爷。跟电影的一样，大的几个都往城市里走了，各自忙各自的，包括我母亲。然后就剩下最小的在农村的家里照顾外爷，那就是我幺姨。我幺姨真的挺了不起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农村，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外爷，还有照顾两个儿子。而姨叔为了供养这个家庭，也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直到去年外爷过世，幺姨他们才搬到镇上生活。外爷病危的时候，幺姨就通知了大家，大家就停下自己的工作都回去了，我也请假回去了。回去了就发现外爷已经快不行了，还吊着一口气。当天下午，家人们都到齐了，然后没过多久，外爷就走了，我想外爷就是坚持那最后一口气想看着自己的子女，子孙们回家见他最后一面，然后再安详的离开。幺姨叔请了几个道人，测了外爷入土的黄道吉日。过了几天，吉日的凌晨外爷下葬了。那天中午，大家吃完午饭之后就商量着要走了，要回去工作了，请了这么多天假。这时
50年代，年近70的父母收拾衣物准备从乡下尾道去东京看孩子。父亲平山周吉是这么打算的，先到大儿子家住几天，再去女儿家住几天，看看孩子顺便逛逛东京。
大儿子是街坊医生，平时很忙，计划好的出游计划因为孩子的急诊而取消。女儿开了家美容店，也是忙的抽不出身。于是他们俩商量一人出3000，让父母去热海温泉玩几天。可那里晚上很吵，父母很快就回来了。父亲找到以前的朋友喝了场不醉不归的酒，母亲在二儿媳家才感受到孝顺。
前前后后呆了近十天，父母回家。在路上，母亲病危
早就想写点关于小津安二郎与《东京物语》的文字，但是看过关于这部电影的种种评论后，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被说过，特别是唐纳德.里奇那厚厚的一部关于小津电影研究的专著。最早有了解小津电影的念头一半始于猎奇的心理，关于这位日本电影史上传奇导演的各种描述让人好奇；另一半则是小津惯用的长镜头叙述手法与我喜爱的另一位台湾导演侯孝贤的长镜头常被人加以比较。最好的例证是：为纪念小津诞辰100周年，松竹映画（小津生前所服务的公司）找来侯孝贤执导了一部我同样很喜欢的电影——《咖啡时光》。
由于片源的缘故，最早看过的小津电影并非《东京物语》，而是另一部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默片《淑女与髯》，这部小津早期的作品，与他后期的风格相差很大。根据唐纳德.里奇在《小津》一书中对小津生平的叙述，这样的转变与他生活阅历的丰富和艺术探索成熟后的自然表现有关。除此之外，大概也与他成名后日渐掌握的支配权有关，他可以不再完全受控于市场，而可以专注于拍摄个人所追求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不少知名导演成名前所走过的路
小津的电影基调缓慢而安详，但只要静下心来，很容易上瘾。家庭是小津不变的主题，家人之间的情感秘语在他低视角的长镜头下轻缓流淌，看似波澜不惊，其中却蕴藏着暗涌。正是这种好像夜海听潮的对比，让人欲罢不能。
《东京物语》中年迈的父母到遥远的东京看望儿女，从头至尾，父母与儿女之间都保持了温情与包容，但私心却在儿女的内心中蔓延。父母对儿女的爱的无私，反衬出儿女对父母的爱的自私，生命的凉意在一片祥和中渗出，像惨白中刃出的血。
然而世间有谁不是正扮演着这样的儿女。小津一生没有成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母亲离世的第二年，他也不肯留恋这个枯寂的世界了。小津对家的执着，深藏着对母亲的眷恋和对失去家人的恐惧，这种失去，恐怕不只是生命，还有眷爱。
女儿志子的表现像极了生活中某些做女儿的。她不情愿招待父母，不许丈夫带他们游玩，不给他们糕点吃，因为糕点比饼干要贵一点。她急着索要母亲遗留下的衣服和物件，为的是“留个纪念”。这样的女儿，难得她真心诚意地觉得自己是如此孝顺。
此时的小津没有动用程式化的批判和讽刺
小津风：
将摄像机放在低位，以跪坐时眼睛的高度来拍摄。
没有一般意义的frame in和frame out。人物入场、出场大都通过纸拉门、楼梯或者墙后出入。
很少有镜头的移动，每一个场景都像动态的照片。
方正规矩的构图。
人物说话时给的脸部特写总是使画面像一幅肖像画，并且在几个人脸部画面切换的时候，小津会把每个人脸的大小与在屏幕中的位置调整的一样，导致画面切换的时候有一种变脸的错觉。
这些手法看似无所谓、不自然，而小津固执地拘泥于此。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因为小津的电影的主题永远是人。小津风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因此，所有画面都将摄像机放在低位，以跪坐时眼睛的高度来拍摄，从未出现俯视、上帝视角等。因此，人是电影中最大、最主要的元素。
另外，我从摄影师的角度猜测，小津对于影像画面的构图有一种偏执，如果小津玩摄影的话应该会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摄影师。
这部影片似乎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影片中开头，一些最为世俗的生活片段，让我们看到了儿女之间如何斤斤计较该为父母付出多少，如何利用善良的妯娌去完成本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而在结尾处，女儿繁则向妹妹京子索取母亲留下的唯一珍贵的服饰。这些发生在久别重逢和生离死别之时的算计，让人感到心寒之余，却不得不为导演的巧妙而倾倒。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小津的电影，不得不说，他的确敏锐，而且残酷。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几个微不足道的故事，却将人性的自私解剖的淋漓尽致，让人不得不扪心自问：那个在听说母亲病危后，不先想到该如何挽救母亲生命，而是是否该准备一套孝服的女儿，是不是自己？那个父母好不容易赶来看望自己，却不愿意稍微放下工作去陪伴他们的儿子，是不是自己？还有，那个当爸爸喝醉后，只是一味抱怨，而毫不关心父亲的女儿，是不是自己？
当然，我们都想理直气壮的说，这不是我，这是电影！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吗？
我想纪子说得很对
“东京物语”灰暗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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